陕西省档案馆珍藏着一封1949年7月林伯渠写给时任陕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等同志的信。信中，他严格遵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的规定，明确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延安中山图书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1949年7月20日林伯渠致陕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等同志的信(陕西省档案馆馆藏)

首任馆长 事必躬亲

1937年5月，中共中央为满足各机关干部阅读书报的需求，在延安创办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图书馆。建馆之初，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三人以图书馆理事的名义联合在《解放》周刊发表了《陕西延安中山图书馆启事》，宣布“同人等为纪念伟大救国领袖起见，且鉴于在迅速完成抗日一切准备之过程中应在文化上理论武装民众头脑，爰发起中山图书馆于陕西之延安”，决定广为汇集中山先生遗著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之中外书籍”，呼吁“全国各文化机关、救国团体与各救国先进对敝馆赐以各方面之援助，广为捐助各科书籍，以及杂志报章”。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中山图书馆的建设日臻完善。

1938年11月20日，延安首次遭到日机轰炸，中山图书馆“馆址全被炸毁，图书等物损失惨重，馆务进行，遂陷停顿”。1939年秋，为适应延安各机关、学校和各界人士学习研究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恢复和扩建中山图书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馆长。他就任后，对图书馆的工作抓得十分细致，参与了整理书籍、选择馆址、筹集经费等诸多工作。1940年2月，他主持召集理事会，对“今后馆务进行之方针与步骤”作出周详安排，并增聘胡乔木等同志为理事。中山图书馆恢复建设后，林伯渠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图书，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林伯渠署名的《延安中山图书馆启事》，再次呼吁“全国各界先进及文化出版机关予以经济上、图书上之捐赠”。在他的牵头号召下，全国各地爱国人士以及重庆、桂林、昆明、西安等地进步书店纷纷向中山图书馆捐赠书报。据当时《解放日报》报道，重庆中华书局一次就向中山图书馆捐赠了《国富论》《中国社会经济史》《历代史表》《铁道年鉴》等140余种图书。此外，图书馆还经常收到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寄来的书报杂志。至1942年3月，中山图书馆馆藏“图书一万八千册，报刊一千余种，常借材料五百余人，阅览室平均每天一百五十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中山图书馆成为延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图书馆。

回绝提议 言明利害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中山图书馆坚壁清野，将大部分图书安全转移。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南关恢复了中山图书馆。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鲁迅图书馆和边区政府一起迁到西安，延安仅剩中山图书馆一个较大的图书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图书馆、机关、学校陆续撤离延安，将部分图书和革命历史文献移交陕北行政公署，后交由中山图书馆保存。6月16日，陕北行政公署主任曹力如和副主任李景林、崔田夫给林伯渠寄去一封信，汇报陕北行署成立后的工作，并提议将恢复后的中山图书馆更名为林伯渠图书馆，以纪念他为陕甘宁边区和中山图书馆所作的贡献。

昔日的延安中山图书馆一角

7月20日，林伯渠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图书馆：

“最近宝鸡光复，西北又告大捷。在大西北的全部解放已日益接近的形势下，你们留在延安，领导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与觉悟程度高的陕北人民，从事生产建设，任务是极重要的。

鲁迅图书馆既已南迁西安，延安自应设立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其名称叫延安图书馆就好，不必用我的名字（随便将地名、学校、机关的名字改用人名，有时不妥当，中央二中全会曾指出过）。至于充实图书杂志，我当于可能范围内设法帮助……”

其实，曹力如等人的提议本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纪念形式违反了党的纪律。

林伯渠长期以来作风谦虚谨慎，遵规守纪早已内化于心，他深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立规矩的重大意义和深层考虑，所以在回信中言明利害，提醒党内同志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党的规定。1950年7月，中山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延安图书馆”，林伯渠为其题写了馆名。

遵循“标尺” 力戒骄傲

林伯渠在回信中所说“随便将地名、学校、机关的名字改用人名，有时不妥当”的规定，是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这次全会颁布了若干重要文件，为党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及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坚实而长久的制度保障。那么，党中央为何会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特别提出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景象，广大群众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为表示对我党领袖的尊重和革命烈士的怀念，一些地方自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地名。至解放战争胜利前，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以人名命名的乡镇、村庄、学校、桥梁外，还有50多个被冠以人名的县。在充分理解群众感情和做法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滥用人名作地名已经背离了人民的初衷，并一定程度上存在不严肃、不严谨的问题，还会诱发个人崇拜，滋生党内骄傲情绪。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力戒骄傲，会议根据这个提议，通过六条具体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也是党员干部开始领导全国政权以后必须时时处处严格遵循的行动标尺。

林伯渠婉拒以个人名字命名中山图书馆，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遵守党纪的楷模。